快门与再现人物 “穿越百年—故宫藏老照片展”之“皇宫人物”解读
快门与再现人物
“穿越百年—故宫藏老照片展”之“皇宫人物”解读
著：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
“穿越百年——故宫藏老照片展”是故宫博物院、中国紫檀博物馆横琴分馆联合举办的重量级展览，也是故宫藏老照片第一次在京畿以外地区向社会展出。此展览特设“殿堂余晖”、“皇宫人物”、“禁宫新生”三个单元，精选90帧影像，时跨晚清至民国，一个新旧交替的重要转折时期，再现了当时建筑风貌、宫廷陈设、人生百态和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而“皇宫人物”单元主要展现生活在清宫的人物影像，这些由快门记录的清宫老照片，为我们探究摄影史、晚清史、民国史和照片背后的思想观念，提供了直观的图像史料，故弥足珍贵。
十九世纪前半叶，摄影术在欧洲诞生，人类进入到以设备和光线记录图像的影像时代。摄影术于十九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中国，这一外来新鲜事物以其方法便捷、影相真实、便于保存、作品可为社交赠品等优点,而颇受清廷王公大臣们的青睐。刑部尚书崇实赋诗称道: “光学须从化学详, 西人格物有奇方, 但持一柄通明镜, 大地山河无遁藏。”（[英] 德贞译著《脱影奇观》序, 同治十一年刊本）但是，摄影术传入清廷初期，清廷统治者阶层曾视摄影为异端邪术，排斥于紫禁城之外。他们认为用镜箱对着皇帝、后妃取影，是冒犯“龙颜”的逆举。因此，道光、咸丰和同治皇帝都没有照过相。
至十九世纪末，摄影开始出现于朝廷大员和皇亲国戚的家中, 王爷们悄悄地爱上了这种“奇技淫巧”，并逐渐被推广而代替了传统肖像画。据《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光绪十二年( 1886年)醇亲王奕譞将赴天津巡阅海防的照片进呈皇帝御览，成为了摄影相片最早进入宫中的记载（《近代史资料》 1982年1期）。然而，摄影术真正进入到紫禁城内的标志，是大清朝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开始接受摄影，当时还有专门登记的“圣容账”，记载拍摄地点和时间、由谁掌镜、冲印张数等具体情况，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原始档案。1903年，从法国归来的裕勋龄成为清廷御用摄影师，专门为慈禧及宫眷拍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老照片中，慈禧太后一人的三十余种装扮、神态各异的照片就达百余张之多。本单元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慈禧太后及宫中侍从等影像，反映其执政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同时还择选了末代皇帝溥仪及其家眷的大量日常生活照片，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皇室的真实写照。
人物影像是老照片中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到民国是早期中国人像摄影发展的重要阶段，其间历经社会文化背景的更迭和各种思潮的冲击，使得这时期人像摄影既有中国传统肖像画风格的传承，又有受新观念意识变化等外界因素影响，以及本土摄影“意识”觉醒而出现多元风格的嬗变，其主要特点：
1．中国传统肖像画风格的传承
中国历代帝王召集宫廷画家进行肖像画、历史和宗教主题的人物绘画，使之成为维护政治统治和文化权威的工具。唐代御用画家阎立本受唐太宗旨意，完成了《历代帝王图》中汉朝以来十三位皇帝形象的描绘，至明代传统纸本（绢本）水墨媒材的帝王肖像绘制渐成范式。
明代帝王肖像
清代帝王肖像
（以上图片均来源网络）
然而，这种绵延两千多年的皇家视觉，逐步终结在摄影诞生之后的时代。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慈禧一改肖像画制作传统，以西洋油画和摄影照片为制作媒材。她多次召见美国驻清大使康格的夫人，开启了“夫人外交”历程（图3），并接受康格夫人请美国画家卡尔为她画油画肖像并在万国博览会展出的提议，故宫博物院还存有卡尔绘画慈禧太后肖像。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像
慈禧油画像，美国画家卡尔绘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来源：网上下载）
本单元展出的摄于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坐像、“慈禧太后立像”，以及稍晚的“端康皇贵太妃吉服像”、“穿着衮服的溥仪像”、“婉容朝服像”等，皆为晚清统治者穿朝服的“标准像”。
慈禧太后坐像
慈禧太后立像
端康皇贵太妃吉服像
穿着衮服的溥仪像
婉容朝服像
从中可以看到，其主要沿用典型的中国传统祖先肖像画风格，在传统肖像画中，皇亲贵族的画像都是站立或端坐的全身像，目光直视，神情威严，画像置于正厅、祠堂或家庙正中，接受子孙的祭祀膜拜。与其相似的是，照片中的被摄者，或正襟危坐，或严肃站立，正面整身对称，面向镜头，目光平视，神情凝重，以示庄严。其中，慈禧太后肖像的场景具有相对固定和严格的布置，背景屏风上悬挂横匾，书 “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 并钤“慈禧皇太后之宝”和“大雅斋”玺印，落款为“光绪癸卯年”(1903 年)。在御座两旁及背景陈设孔雀翎掌扇、松柏玉兰三曲屏风、九凤、竹纹和堆成金字塔状的苹果果盘等，表现皇权象征意义和皇家符号标志。
尤其慈禧还将“御容”照片和油画像赠予外国友人，绘制慈禧油画像被送圣路易世博会上公开展示（1904年），打破了帝王“御容”禁忌的千年传统，开启了统治者利用肖像参与外交和塑造家国形象的历程。然而，此时正值举国欢庆慈禧七十寿诞，这些肖像虽用西洋媒材制作，但仍沿用中国传统肖像画风格，极具东方图像特征，成为摄影艺术的中国式解读，建构的是一幅国家仪式、理想生活与君权神授的家国映像，其意图乃是“钦至德之光昭中外”（ 溥伦：《钦命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正监督溥伦为报慈禧画像安抵美国事奏折》（光绪三十年四月三十日），向世界显示大清国威，接受万国朝拜和祝寿，其核心仍是中国外邦来朝传统观念的延续。
慈禧油画像
2．出现多元风格的嬗变
回首二十世纪初，中国摄影艺术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代。随着华人摄影师的不断加入，本土摄影“意识”不断觉醒，以及受到新观念意识变化等因素影响，摄影艺术出现了多元风格的嬗变，皇家贵族摄影也在“演绎着不断改变的潮流和品味”。
其一，宫廷化装娱乐拍摄。本单元“慈禧扮观音大士像”最具代表性。
慈禧扮观音大土像（裕勋龄摄）
慈禧自比“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在她七旬大寿前妆扮成观音模样拍摄了数组照片，开启了晚清宫廷化装娱乐摄影的先锋。或室内布景化装拍照，或室外泛舟妆扮摄影，慈禧总是将自己装扮成观音坐立中央，李莲英、格格及宫女等分别扮成善财童子、韦陀、龙女等围立左右，甚至穿清朝服装的美国画家卡尔也位列其中，布置有遍地盛开的荷花，亭台、林木、花鸟皆穷其貌。从主、次人物的装扮，到背景、花木、道具，宫中都留存详细策划文献。可以说，它既像一出按戏本演绎的古装戏，又似一种对理想境界的终极追求。在这里，慈禧将仙境与虚幻的神话历史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员、道具、布景之间配合默契，成为极具创意的另类摄影。
慈禧太后扮观音像（裕勋龄摄）
其二，皇宫新闻纪实摄影。本单元“慈禧太后等在颐和园乐寿堂前像” 。
慈禧太后等在颐和园乐寿堂前
记录了慈禧坐抬舆去颐和园乐寿堂的情景，众太监两旁侍候，光绪帝皇后、瑾妃、四格格等置身左右。照片上有“二品顶戴候选道勋龄、馨龄进呈”字样。“慈禧太后对镜簪花像”。
慈禧太后对镜簪花像
当摄影师按下快门的刹那间，慈禧太后“倚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梳妆打扮状瞬间被定格为永恒的图像，在当时视为私密之举，却成为皇宫趣闻被摄影时事报道，也说明慈禧对摄影术的厚爱。而“隆裕太后国民哀悼会灵堂”。
隆裕太后国民哀悼会灵
“隆裕太后葬礼上的纸人及纸马” 等照片，记录了1913年国民政府“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待遇”，在紫禁城太和殿为隆裕太后举行隆重“国民哀悼会”的系列新闻事件。哀悼会上灵堂中摆放隆裕遗像，牌匾题字源自国民政府副总统黎元洪唁电：“德至功高，女中尧舜”，摄影凸显了新闻纪实的特点。虽此时经过了改朝换代及社会动荡，部分皇家照片从紫禁城走出，从而可管窥宫廷时事，但整体宫廷文化之于外部世界仍具有神秘性。而紫禁城太和殿为隆裕太后举行“国民哀悼会”的系列新闻拍摄，“开数千年不传之秘”，是对皇宫秘史禁忌传统的又一次改写，开启了皇室纪实新闻拍摄的历史。
隆裕太后葬礼上的纸人及纸马
其三，“全家福”式合影。本部分“端康皇贵太妃与族人”、“载沣家人”、“载沣与溥仪兄妹”为“全家福”式合照。
端康皇贵太妃与族人
载沣家人
载沣与溥仪兄妹
“载沣家人”拍摄于醇亲王北府，全家福照上有载沣生母、奕譞侧福晋、载沣之弟、载洵福晋、载沣之弟、载涛福晋、载沣福晋等家人。照片右下角有“同生 北京廊坊头条 K.J.Thompson Peking”标记。“载沣与溥仪兄妹”呈现了载沣及其儿女、溥仪、溥任、韫媖、韫颖、韫娴、韫馨、韫娱、韫欢、韫和的“全家福”合影情景。照片右下角印有“东华 TungHua Photographer PEKING 北京东安市场 丹桂市场内路西 ”字样。“全家福”照是中国早期照片的一种类型，拍摄“全家福”照既满足全家人的愿望，又使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拍此照一般都在给老人祝寿、家里添丁等相对比较特殊时候才有。拍照那天，全家男女老少，梳洗打扮，穿戴整齐，摆出庄严姿态和最好表情。“全家福”照所体现出的集体意识，主要通过拍摄与被迫摄双方共同努力，使影像呈现出中国人关于个人和家族尊严的思想观念。
其四，皇家消费休闲摄影。本单元 “溥仪妹韫媖像”、“溥仪生母瓜尔佳氏”等。
溥仪妹韫媖像
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说明早期肖像摄影基本审美范式，除表现在人物的姿态和光影处理上，其背景和道具与古代文人小像的布置如出一辙，被摄者旁边的花几、台面上花瓶、背景亭台楼阁，均表现出追求庄重内敛、风雅休闲的趣味氛围，皆是传统文人“雅集图”式肖像造型范式，诸如“光绪画像”。
光绪画像（源于网络下载）
然而，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新潮和观念的不断渗入，皇亲贵族消费休闲观念的不断变化，清宫摄影从开始注重室内布置记录实用功能，转向描绘皇室贵胄休闲日常生活，有夜宴、游春、赏雪、藏迷、鼓琴，逐渐演变成一种时尚，一种娱乐，一种风雅。如“端康皇贵太妃摘花像”、“端康皇贵太妃与唐石霞观鱼像”、“婉容旗袍像”、“在宫中逗狗的文绣”）、“溥仪打高尔夫球”、“玩跷跷板的溥仪与婉容”，其影像清晰，采光柔和，构图讲究，画面所追求的是雍容华贵、绮丽多彩的皇家新范式。
端康皇贵太妃摘花像
端康皇贵太妃与唐石霞观鱼像
婉容旗袍像
在宫中逗狗的文绣
溥仪打高尔夫球
玩跷跷板的溥仪与婉容
在这里，老照片既是一个载体，又是一个诱因；既是怀旧的起点和终点，又要超越这种怀旧的感情。老照片要告诉我们的是，在美的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历史，而跨过怀旧的情绪就是反思。老照片所承担的文化内涵是比单纯的怀旧感要深远和复杂得多的东西（苏珊·桑塔格《论摄影》）。当我们穿越百年，对“故宫藏老照片展”之“皇宫人物”部分匆匆作一次巡礼后，发现这些由快门记录的人物神态与衣着、相互关系与拍摄场景的清宫老照片，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社会的生活原貌、政治活动及历史事件，以及社会文化的更迭、中西文化的碰撞给人们带来的不同观念的冲击，包括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摄影艺术的传承与嬗变。让我们在欣赏、感怀与反思中，共同领略老照片在以图证史等方面的多重价值，以及它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坚信大家观后会回味无穷，收获启迪无限。
